日前，汇丰银行环球研究首席亚洲经济学家兼亚洲联席主管范力民（FREDERIC NEUMANN）在深圳接受了财联社记者的独家专访。这也是他首次接受中国内地媒体的面对面专访。
虽然范力民戏称，自己的主要工作是比较不同国家（COMPARE COUNTRIES）的经济表现，找出其中差异。但在一个小时的交流过程中财联社记者注意到，范力民对中国经济的各项指标和整体趋势也有着深入的了解，其独特的“比较视角”更带来了很多新的启发。
对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快速走贬，他就认为这是暂时的。因为美国债务上限等问题推动美元因避险情绪走强，而此时中国4月份的经济数据显示复苏基础仍待巩固。“汇率是一个相对的概念，人民币走势并不只反映中国经济的情况，也反映美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对美元的影响。”他对财联社记者明确表示。
在范力民看来，和全球其他国家相比，中国经济的疫后复苏进程有自己的特点。他认为中国经济不用担心通胀压力，因为在疫情期间中国并没有采用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，货币政策也相对克制。而且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更灵活，经济的供给能力很强，也不再有供应链瓶颈的问题。
“在这种情况下，政策应该更多聚焦经济增长。与通胀顾虑相比，国际投资者更为关注中国经济是否可以保持增长动能。但我认为，投资者同时也需要多一些耐心，等待宏观政策效应的逐步显现。若未来几个月的宏观数据进一步得到改善，市场预计将做出积极的反应。”范力民说。
市场主流预期认为，美联储在今年年底启动降息，但范力民并不认同。“美联储在2025年之前可能都很难实现2%的通胀目标。我们预计今年底，美国核心PCE价格指数将同比上涨3.8%，到2024年底仍然将维持在2.7%。距2%的通胀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因此，我们预计美联储在明年年中之前不会降息。”
有两个原因导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近期贬值。一方面，美国债务上限等问题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的不确定性和避险情绪，令投资者更倾向于持有美元，推动美元走强。另一方面，中国4月份的经济数据显示复苏基础仍待巩固，没有达到投资者此前的预期。这两个因素综合下来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暂时出现了一轮贬值。
但我认为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接下来几个月内仍将小幅升值，预计可以回到6.7至6.8区间。原因也很简单，美国债务上限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，而中国的经济复苏还会持续改善。从根本上说，中国没有国际收支平衡的问题，贸易保持顺差的同时，外商直接投资也在持续增长，这些都为人民币的长期走势提供支撑。即便短期内人民币有所疲软，这主要是跟投资者的避险操作有关。汇率是一个相对的概念，人民币走势并不只反映中国经济的情况，也反映美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对美元的影响。
在目前这个阶段，我认为政策上不需要有更多的干预，让人民币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双向浮动是可取的，货币灵活性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总体会是有利的。市场并不需要过度担忧人民币暂时的走弱，中国并没有出现通胀问题，而且，货币适度贬值也会有利于出口。随着市场避险情绪得到缓和，国际投资者将会重新增持人民币资产。
财联社记者：4月份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公布后，市场不少声音认为政策应该进一步放松，你的看法是什么？
我认为中国经济的复苏还未达到均衡的状态。餐饮旅游等服务业反弹强劲，房地产销售有所回升，基建投资也在保持一定动能，但私营投资等一些领域仍显疲软。
目前政策上有利的地方是经济不存在通货膨胀或者过热的风险。因此，中国在宏观政策层面依然有不少腾挪空间，包括为实体经济注入更多流动性、保持相对较低的市场利率，适时降低房贷利率以提振购房需求，通过政策贷款拉动基建等等。而推出更多的政策支持，为经济复苏提供更多动力正是投资者在短期内所期待的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政策应该更多聚焦经济增长。与通胀顾虑相比，国际投资者更为关注中国经济是否可以保持增长动能。但我认为，投资者同时也需要多一些耐心，等待宏观政策效应的逐步显现。若未来几个月的宏观数据进一步得到改善，市场预计将做出积极的反应。
财联社记者：年初市场对经济复苏确实很乐观，甚至担心通胀卷土重来，但目前似乎又过于悲观。和全球其他市场相比，中国经济的疫后复苏有什么不同吗？
目前来看，中国经济的复苏确实不像我们在其他经济体看到的那样迅猛，原因是这些经济体在疫情期间有更多的政策刺激，它们采取了更宽松的财政政策，以及更宽松的货币政策。比如欧洲实施了零利率货币政策，美联储也采用了量化宽松，所以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起点。
但问题是，这些经济体在复苏过程中无一例外都出现通胀。市场年初对通胀的担忧也有道理，因为人们通常会横向比较，看看其他经济体的复苏过程中经历了什么问题。看到这么多经济体遭遇到通胀问题，对此保持警惕是必要的。
但中国疫情后的经济复苏有自身的特色，我们无需过于担心通胀压力。之所以说中国不存在通胀压力，核心的一点是在疫情期间中国并没有采用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，货币政策也相对克制。而且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更灵活，经济的供给能力很强，也不再有供应链瓶颈的问题。一些观察人士可能担心中国的通胀会卷土重来，因为他们看到美国、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通胀如此严重。这意味着政策必须更加小心，不要做得太多。但从我的视角来看，真正推动美国、欧洲、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通胀的因素，目前对中国来说并不存在。
整体而言，我认为中国经济的复苏会更加渐进，对此投资者也应该更加耐心。渐进的复苏意味着经济仍在改善过程中，如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能够看到更好的数据，市场的情绪会逐渐调整。目前来看，很多政策刺激都来自于基建，而基建项目落地见效是需要时间的。所以我认为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宏观经济数据会反映出这种改善。
财联社记者：中国在政策上保持克制，很重要的一点是担心房地产泡沫再现，你怎么看现在的中国房地产市场？其他国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？
房地产市场出现大幅调整在亚洲国家并不罕见，部分欧美国家也正在经历。主要的区别在于量与价下跌幅度之间存在差异，即有些国家的房价下跌超过新建项目的减少，有些则反之。
在中国市场，虽然3月份回暖之后4月份整体有所回落，但与去年相比中国房地产市场还是显示出积极的变化。当然稳定房地产市场需要继续付出努力，一些地方政府仍有政策调整的空间，以达到刺激需求和去库存的目标，例如适度降低房贷成本、进一步推动人口城镇化、将已建项目转为社会保障住房等。
对于进一步刺激经济会不会再度催生房地产泡沫，我认为目前市场心理已经发生了变化。鉴于中国人口结构的新趋势，以及市场存量亟待被消化的因素，更多人明白未来几年房地产市场的整体需求是一个减弱的态势。市场心态会更多地从投机转向理性，而在此过程中，维持房地产市场的总体稳定，避免过度刺激，将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，政府对科技创新、低碳转型等领域的持续投入对“质的有效提升”也是至关重要的。
财联社记者：人口问题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长期挑战，你觉得未来5到10年中国的人口出生率有机会反转吗？
从全球范围来看，人口生育率不仅会受到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，也会有不同代纪之间追求人生目标的差异。政府在保育、教育和福利方面的一些鼓励生育的政策措施对增加出生率会有帮助，但人口老龄化的大趋势不容易被快速扭转。
但我认为市场不需要对人口数量的逐步减少过度担忧，因为生产力的提升可以起到更为决定性的正面作用，而后者取决于人口的受教育程度、市场机构的成熟程度、经济运行的顺畅程度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等。在这些方面，中国正在采取积极的措施，进一步提升生产力和效率。
要特别指出的是，生产效率的提升不局限于是否拥有顶尖的研发和制造能力。以某些欧洲国家为例，即便其不具备生产顶级芯片的能力，但依然高居全球生产力排名。生产力的概念更为宽泛，涉及产业和经济领域的运行效率，科技和教育的普及率，以及持续的创新能力等等综合因素。所以人口减少并不等于一个经济体潜在增长能力下降，从预测未来数年宏观经济增长的角度看，生产力的提升比是否拥有顶尖技术更值得关注，而中国在不断提升生产力方面依然具备潜力。
财联社记者：那么在你看来，中国经济未来5到10年的潜在增长率应该是多少？这个增长空间有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？
这个问题涉及到一系列的假设，我们预计大致会在4.5%到5.5%之间，而且在5-5.5%的区间可能性更大。当然，如果出现例如房地产市场或人口数量更快下行等问题，那么对趋势性增长会形成一些压力，增长率可能会因此触及4.5%的下限。但如果结构性改革步伐及时，对潜在增长率则可以起到提振作用。
我不认为疫情会对中国经济的增长趋势造成实质性的永久影响。经济有结构性驱动因素，也有周期性驱动因素。目前来看，曾经受阻的经济活动，例如地方政府投资、外商直接投资等随着疫情的褪去都可以逐步恢复。在周期性因素方面，目前经济复苏的基础尚待巩固，而且并未导致通货膨胀的问题，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经济的容量大，结构性增长仍然在高位，周期性的复苏仍有上升空间。
应该说在比较长的时期内，我都不担心中国会面临通货膨胀的问题。虽然，价格指数涨幅在下半年可能会达到2.5-3%的水平。但这个是正常的物价涨幅，并不属于通货膨胀，而且超过3%的可能性也不大。当然，货币当局对通胀预期的管理非常重要，很多国家的央行也在这么做。
我觉得需要担心的反而是美联储。美联储在2025年之前可能都很难实现2%的通胀目标。我们预计今年底，美国核心PCE价格指数将同比上涨3.8%，到2024年底仍然将维持在2.7%。距2%的通胀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因此，我们预计美联储在明年年中之前不会降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