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0多年了,,他是什么样子,已经记不起来了。不过那时候,大家都是小孩形象,也是从农村插队过来的,并不起眼,没人想到他会有今天的成绩。他比我大三岁,只觉得稍微比我们成熟一点。
在班上一直是个沉默寡言的人。我们上大课时,一班80多人坐在一起,座位不固定,他常常坐在后面,课堂表现也不算活跃,并不显眼。
我们班男生宿舍在37号楼3层,我住315室,他住309室还是307,有点模糊了。当时一个宿舍住七人,,他也没什么物品,平时老是背个挎包,穿着也很朴素,有一身军装,还有一身中山装,算是最好的两件衣服了。那时大家都很穷,大学四年,他只有两条裤子,我们同学中还有只有一条裤子的。
记得宿舍里有两张共用的桌子,东西很乱,大家都不讲究。宿舍门也都不关,谁的嗓门大,喊一声全都能听见。。有时候我们一起去打篮球,,他比较瘦弱,爱看书,书卷气重些。那时候北大晚上定点熄灯,,他也许真看过,不过这不是常态。倒是另外一个同班同学熄灯后躲在被窝里看书,把被子烧了一个大窟窿,很有“轰动”效应,。
那时大家都没钱,饭吃不饱,就多喝汤。学校根据家庭情况发奖学金或者助学金,分几个档次,最少的5块,最多的是15块,我每月有10块钱助学金,。他父亲是地方上的小官员,不算最穷的。
,推荐他当了法律系的团支部书记。那时候,北大学生对学生干部都不在乎,也没留意到他当团支部书记时做过什么,只记得他组织过不少活动。
。他在学生会做学生工作时,我们班的姜明安看上了一个中文系的女孩,但是羞于对人家说,。他去了,几天后回来说:“哎呀,中文系的女同学都很开放,说‘既然姜明安看上我了,你就让姜明安过来谈,你来干嘛?’”,但没有成功。
北大当时民主氛围浓厚,,学校里组织辩论,,他在这方面比我要活跃得多。
课余时间,,他读的专业书比较多。我们班上有学生组织的读书会,也有讨论小组,会争论很多问题,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法律和道德的关系。很强调道德的作用,要求企业家讲道德;相对而言,我们学法律的会更强调法律的作用。在学校时,我们不停地讨论法律和道德、法律和政策到底是什么关系。